樊纲：我不是很肯定这一点，中国自己朝这个方向已经做了很多方面的努力，人民币升值了，我们也调整了一些行业政策，同时我们也改变了一些贸易政策。对某些出口我们自愿地进行限制性的出口。同时，我们也鼓励我们的企业调整他们的结构，来推动国内市场的发展，促进内需，而不是完全靠出口，这是我们中国做的很多的事情。

　　至于说是不是能够产生好处，我还觉得为时过早，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觉得发生这样的危机可能会减缓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从长远来讲，当全球的市场当中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进一步地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要从长远的眼光来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

　　提问：非常感谢。我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商会。请问一个问题，你刚才讲过政府应该去救市，应该去拯救这些银行。但是也会产生一定的道德危机。这些道德危机就是政府去救市的话，会使银行没有激励机制。所以，有些政府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地廉洁。所以在这样一个政府救市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会担心在某些国家，政府部门会出现更多的腐败，从而会造成更大的道德危机。你怎么样在由政府干预、政府救市的过程当中来保证不出现这样的道德危机，使得这些信贷能够以非常高的质量贷出去。有一些人可能总是贪婪的，所以你怎么样来控制这种道德方面可能出现的风险呢？

　　马斯金：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担心政府方面出现道德方面的风险，当然，我们应该有理由去担心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道德风险。正因为如此，政府的问责制将显得非常地重要。在我们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要让政府承担起责任来，要在政府当中有明确的问责制度。让所有做决策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会面临道德风险，可能会做一些不道德事情的这些人，让他们去承担这些决策的后果，这是不能够完全排除这种道德风险的。对于某一些政治的问责制度，我们至少可以减少这样的风险，通过设计良好的问责制。

　　第二个问题能不能再重复一下？

　　提问：可能我把问题讲得太复杂了，你对于目前美国发生的这些“次贷危机”，你觉得这是道德方面的问题造成的风险吗？作为这种风险是不是能够控制，你觉得是不是有可能很快地控制住这样的风险或者控制住这次危机？

　　马斯金：是不是这次危机可能得到有效地控制，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没有一个水晶球帮你预测未来，说肯定什么时候可以控制住这个危机。对于我来说，不同的政府、不同的中央银行，它有不同的决策，它有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所以对于我来说，虽然已经犯了一些政策性的错误，但是我们也有很多非常好的政策出台。当然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所以我很难准确地回答你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在什么时候能够控制住这次危机。

　　提问：我是经济学博士。我们讲了，美国“次贷危机”所产生的问题以及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我这个问题是提给樊教授的。你认为中国可不可能出现类似的问题或者风险？

　　樊纲：因为我们现在给那些信用评级不是很好的人提供按揭贷款，可不可能产生类似的“次贷危机”。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来看，中国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次贷危机”，中国目前的按揭贷款或者按揭市场只是有十年的历史。所以，这是发展到了一个初级阶段而已。因此，还不是非常发达。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不是这么严重。当然这个目前也有一些按揭市场当中的漏洞，还有其他的一些投机行为。

　　当我们看“次贷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从本质上看，这不仅仅是金融行业的问题，这其实跟住房市场的泡沫是有关联的。但是，在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我们现在可能正在经历这个泡沫，包括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有可能出现泡沫，这是切切实实存在的风险。中国的金融机构和中国金融的监管机构是非常保守的。在两个资产市场当中投资的杠杆力度是很低的。再加上防火墙还是在的话，即使有很大的泡沫破裂的话，它的后果还是有限的。所以，对中国来说，金融市场金融化是一个过程，需要慢慢来，不要一蹴而就，不能马上学习其他国家所做的事情然后马上来实施，因为现在机构投资还是比较弱的，机构建设方面还比较弱，需要慢慢来。

　　Bill Powell：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最后一个问题的话？

　　提问：樊纲先生你好，相对刚才大家所谈的宏观问题，我想就微观方面的问题听听你的意见。因为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人民币升值比较快，据我们所知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珠三角地区很多出口型的企业因为成本的上升和利润下降的因素而关闭，您认为对于类似的企业来说，这种危机是刚刚开始最大的影响已经过去？其次，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而言，因为“次贷危机”的影响，我们的生活也受到一定影响，比如说因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产生，我们的生活成本也开始上升比较快。另外，投资方面也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或者通过银行投资到海外市场上等的投资开始产生一些损失。您认为这样的影响是不是也是一种渐进的过程，或者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教训？谢谢。

　　樊纲：好的，我用英文来回答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经济出口的放缓主要是由于中国自己的原因，比如说币值重估，还有一些其他宏观经济的政策，所以经济减缓了。“次贷危机”刚刚开始，我觉得离最高潮、最严重的时候还早着呢。人民币升值以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对中国公司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已经预料到了，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进行宏观的调控。这不是一个微观经济，是一个宏观经济的问题。我相信这种情况将会继续存在。加上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的事实。不过，不见得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你刚才讲到，消费者的影响，还有对那些进口的中国公司，他们进口很多的资源、设备，这是个好消息。所以，有些公司是从中受益的。如果珠三角的那些公司还有其他的困扰他们，所以他们迁移的话也是一种结构的升级，因为有成本在上涨。所以，我觉得人民币升值不只是一方面的影响，好像媒体已经在说，人民币升值影响中国的出口。不见得是这样的。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好的影响，比如说减少通货膨胀。

　　现在中国的经济是非常开放的，他们是用很多来自国外的资源。当然，我们要进行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肯定有些公司他的损失比其他公司要大一些，有些公司比其他公司受益要多一些，这就是本身调整带来的结果。

　　Bill Powell：我想我们已经超时，我们现在就结束，我要特别地感谢两位杰出的演讲人：樊纲和马斯金教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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