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指的是中国的国内因素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变量。但是美国经济的影响对中国可能会达到1%的GDP减值。可能还会导致其他的金融部门的影响。

　　Bill Powell：我想直接地问一下各位观众，你们是不是有问题？

　　提问：谢谢。我是来自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我想每一个人都想要问您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是不是看到了在“次贷危机”当中没有任何收入、没有任何资产的人，他们受到了抵押资产连带性的影响，我们是不是处于这样的情况呢？会不会看到更多的没有得到公布的资产抵债表呢？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金融机构，比如UBS他们都在公布资产抵债表，他们也在寻求主权资金的帮助。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报复”的过程，或者说还会出现更多的“报复”？

　　马斯金：我倒希望我能回答您的问题。几分钟之前我也跟你们说了，在这个危机当中，主要的问题并不是不良贷款的数量。当然，的确有很多不良贷款，但是不足以解释整体的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但是相反的，这些不良贷款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究竟是多少，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我们不知道是由谁做出这些贷款的，谁现在持有这些贷款，有哪些贷款稍微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有些人觉得这场危机会在去年夏天结束，但目前为止这个危机已经持续了九个月的时间。

　　如果我有一个“水晶球”我可以给你一个回答，但是很抱歉我不能给你这个答案。

　　提问：我是来自HL的克利普。随着现金从美国流入了中国这个地方，第一个问题，你是否觉得将会出现一种竞争的加剧？我这里指的是中国、印度、东欧这些地方是否会加剧竞争，希望能够获得这些资金，让他们能够成为这方面的中心。或者相反的，你觉得这些国家之间会进一步的加强贸易和交流，也就是相互之间来进行合作，从而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中心。第二个问题，您是否认为在中国资金的投资主要是用来发展国内市场还是您觉得在以后中国将会成为多国跨国公司的总部，相应的从这个总部出发来投资到其他地方。现在有一些印度的跨国公司已经把总部设到了其他的国家，中国的关注是在国内市场上还是准备把跨国公司的总部设在其他国家？

　　樊纲：我想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在相互竞争，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国外资本投资，甚至中国也不例外。我们看一下总体情况，从宏观政策的角度而言，我可以这么说，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地限制或者说进行某种形式上的资本流入的限制。但是如果你去中国的各个省份和城市，你都可以注意到，人们仍然是很希望吸引更多的外资。我想现在认识这个情况，而且也会持续未来的十年、几十年。特别因为现在中国丧失了一些原来具备的针对邻国的优势，比如越南以及以后的孟加拉等等。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未来维持吸引外资的高潮。所以，我觉得资金的供给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第二点，中国国内的消费的增长面临着一些问题，这是机制性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很多机制性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在此进一步加强改革，来改变这个情况，从而解决基本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50%的GDP是来自出去的。这并不是因为消费者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机构性的问题。但是变化是会发生的，中国市场上肯定会出现一些增长型的变化。所以，国内的消费，内需可能会成为中国公司在以后发展的重点。但是，因为全球化正在不断发生，同样也因为目前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全球性的，所以我相信，很多的中国公司都会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成为全球性的公司。同样，我也相信，其他的跨国公司也希望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我不是说中国一定会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的总部，但是我的确认为，中国公司和外国公司都会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市场上，让他们自己就成为跨国公司。因为对于任何公司而言，一个市场是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是动员，整合世界各地的资源。所以，他们必须要去尊从这个全球化的模式，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趋势，而且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

　　Bill Powell：穿蓝衬衫的那位先生？

　　提问：我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学生，我想问一下马斯金教授，您刚才提到你是自由市场的信奉者，但是您的结论，那就是政府有的时候也需要提出手来进行支持。而且政府也需要来进行监管信贷市场上的决定。您的这些结论似乎又暗示着或者说似乎在呼吁建立某种机制。在这个机制当中，政府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在最基本的金融决策当中发挥基本的作用。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情况是现实的吗？您的结论是现实的吗？因为政府进行监测的资源以及救援的资源是比较少的。第二，您愿意让更大的政府或者说更大的国际性的金融机构来参与其中吗？中国政府完全做的是相反的事情。

　　马斯金：首先，我来回答一下第二部分的问题。显然，我不是支持政府接管金融市场，也就是对信贷市场进行国家化的努力，我不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的确也同意政府可以发挥某种监管角色，这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