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例子，我们看一看，政府只要稍稍地介入、干预，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可以极大地改进资本市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三十年代早期，这个问题就是银行贷款的问题，人们当时担心的是银行可能会破产，所以人们就把钱从银行当中取了出来，所以显然银行自然就会破产，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语言。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一直到罗斯福总统上任，他实际上暂时地关闭了银行，以确保不会再出现银行资不抵债破产现象的出现。但是有一个很明智的在当时得到了想法，这个想法就使得银行创造了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想法就是完全让这些银行停止了运作，政府储蓄充当保证金，也就是说，如果你把钱存到银行当中，银行最后如果破产的话，你仍然能够把钱拿回来。但是到一定水平的钱是由政府来提供补贴。所以，一夜之间，人们就不再从银行当中取出存款，就是因为这项措施的实施。

　　联邦储蓄存款保证金现在在美国仍然有效，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储蓄性的银行也是这项措施最先针对的银行，并不再是信贷的主要来源。所以，定期存款的保证金无法保证应对目前的信贷危机的爆发，但是，也许稍稍地加点创新性的想法，也许可以进一步地扩展一开始的想法，从而就可以避免出现信贷危机的发生。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我是来自《经济观察报》的记者，是中国的一家金融报纸。两个问题都很简单，第一个是在近几年，中国吸引了很多外商直接投资，您觉得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背后的动力是否仍然存在，因为现在面临着很多的金融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在世界上面临着很多通货膨胀的危机，体现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您是否觉得我们应该进一步地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上升的现象？谢谢。

　　樊纲：在我的讲话当中，我刚才已经提到了，目前中国的市场已经更加具有吸引力，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不管是好是坏。对于外国的投资者或者外国的投机者是更具有吸引力。当然了，这个影响有好有坏。但是从根本上而言，我想只要中国继续的增长，只要中国继续地改善自己的机制和政策环境，我相信中国将会保持相当长的优势，来吸引外商的企业来到中国。也许劳动力成本有所增加，世界各地的资源的价格都在增加。过去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但是现在劳动力在上升。我想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夸大现实，也许对某些沿海城市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实工资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沿海城市都是属于下降的趋势。其他的一些条件也正在中国不断地得到了改进，所以我想您可以自己来做个判断，我是不可能给您做出一个判断的。但是，市场因素、机制性的因素、全球的定位、位置，等等，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中国将会在以后进一步得到改进的因素。

　　第二点，当然我必须要密切关注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在中国很多通货膨胀都是来自于进口型的，包括石油的价格，甚至食品价格，这是我们自己无法能够做出太多事情就得以解决的。但是我们需要真正应对的是期待值，就是对通货膨胀期待值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些经济基本面的问题，比如说流动性过剩。我们来说一下，比如说经历了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所有的这些因素可能都会成为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因此，我们的确是需要更加重视这个问题，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且以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来解决。

　　提问：非常感谢，我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这个问题是问樊纲教授，有人看到“次贷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由市场的内在的模式所导致的。也就是说，次级贷款的文化，一开始对于好几个参与者而言带来了很大的收益，一开始是抵押贷款，然后又到银行，在第一轮的贷款之后，银行又把这部分的工作返回到了其他人那里，说这个工作很出色，我们赚了很多的钱，有更多人也向我们进行了贷款。最后这个贷款动摇了整个资本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博鳌论坛今天也讨论了很多的主题。中国一开始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是和美国有所不一样的，所以您作为一个政策的经济学家，您觉得这场危机给中国未来要走的这条路带来了哪些影响和哪些教训？

　　樊纲：您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当我们看“次贷危机”的时候，事实上大家首先就会有一个反映，到底机制出现了什么问题，怎么样有效地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其实不是产品本身的问题，而是风险管理的问题。前面已经谈到了风险的问题，有些人认为一开始风险太小了，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一些人就胆子越来越大，然后就造成了今天的问题。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应该学会怎么样去控制好、管理好我们的风险。作为政府来说，怎么样在市场中来控制风险、管理风险的问题，而不是远离市场。

　　在早上的会议中，我们和马斯金教授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的市场当中，发展是不断地在进行，大家都很乐观，大家觉得机会很大，很多新兴市场大家都认为未来有很多的机会。而市场当中出现这样一个事情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让我们更加保守，让我们更加谨慎，让我们对风险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不要被这些机会冲昏了头脑。因此，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以及对于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来说，这次的危机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教训的，而且是给我们能够上一课的好事情。所以我们要把坏事情变成好事情。作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我们也应该从积极的一面，而不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Bill Powell：我想再补充讲几句，你是不是就认为，对于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鲍尔森财长和中国进行的战略对话当中，中国应该进一步深入地改革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中国的资本和金融市场，比如说进一步开放一些衍生品的市场。这时候，你看美国搞了这么早现在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中国政府是不是就退缩了，不准备搞这些项目了呢？

　　樊纲：从我这个角度来，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的中国官员说过这样的话，不会朝这个方向走。但是有人会提出来，我们需要来研究一下，我们要看一看是不是应该来考虑一下这个事情的风险问题。所以，可能速度会放慢，可能大家会更加谨慎、更加小心，但是方向是不会变的，我们现在认定的方向是绝对不会变的。大家都知道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可能步伐会稍微减慢一些，大家会更加谨慎。比如说我们现在怎么样给穷人提供住房，可能次级债是给穷人提供住房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在考虑这个手段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风险，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提供教训的机会。

　　提问：我是来自上海的一位教授，刚才樊纲教授提出了对我们的前景表示出谨慎的乐观。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在目前来讲基本上还是投资导向型和外贸导向型的，从贸易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拉动效应，同时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现在投资也是非常旺的。从美国和世界现在出现了这些问题，大家觉得对中国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目前的经济过热会产生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