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媒介的多重属性决定了电视产品的多元风格。电视文化的基本形态由文化形态、教育形态和商业形态共同构成，与之相应，电视艺术应该具有三个维度：审美维度、意识形态维度和商业维度（当然，在不同的节目形态中三者并非平分秋色，而是有所偏重）。从这个意义出发，电视综艺节目的传播理念也应分为三个层面。电视媒体作为大众娱乐文化的主导形态之一，必然具有通俗文化的如下特征：1、娱乐性，即以世俗的形式（如电视剧、歌舞、戏曲、相声、小品、魔术、晚会、谈话等）表现世俗的内容，从形式本体的角度看，电视媒体正是多种娱乐形式的融合。对此，艾森伯格不无偏颇地指出：“电子媒体排除‘雅’，它们在本质上是通俗的。”①2、商业性和消费性。目前，电视台是作为企业来经营的，因而它必然要看重经济效益、看重收视率，而提高收视率最为直接的办法是满足观众的收视需求，从而获得丰厚的商业回报。3、感性化，表现为杰姆逊教授所概括的“平面感”和“深度模式”的消失，缺少历史感和时代感，轻视思想性和艺术性。大众文化之所以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严厉批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大众文化是“消费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是一种“文化工业”，有着较强的“可复制性”、“技术性”、“平面性”和“机械性”的特点。

    再次，市场经济强化了媒介追逐商业利润的价值取向。新时期以来，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和政治领域的民主化进程对电视媒体在媒介属性、报道内容、报道方式、报道风格、经营管理、传播策略、传播效果等方面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促成了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进而向市民社会和消费社会转型，以电视媒体为主要载体和内容的大众文化的勃兴是这一转型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而电视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则又是其必然的选择。经济的转型必然带来文化的转型,而文化的现实发展也必然要突破原有的根深蒂固的既成观念,其中必然包括价值体系和范式标准。当电视媒体从单纯的所谓事业单位转变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电视媒体的商业属性开始得到高层首肯，尽管这种混沌的概念在实际运作中难以真正调和公益与市场的冲突，但毕竟是一种进步。既然作为一种商业文化、产业文化，电视就难免有迎合市场和适应各阶层观众口味的原动力。因为当市场经济的大潮裹挟着无厘头搞笑和低俗娱乐等媚俗的商业文化袭来时，电视是首先被湮没的。此外，在利益的驱动下，栏目的跟风与克隆现象严重，进而导致栏目的同质化竞争，内容与形式的双重雷同迫使节目制作人员在栏目风格上求新求变，这也是导致电视低俗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消费文化带来的电视泛娱乐化与艺术民主化趋势。其实，艺术的民主化与反权威是有着历史传统的。“中和”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和精髓所在，孔子、孟子、荀子都曾多次强调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过犹不及” 、“以道制欲”是其经典表述。至汉儒则提出“发乎情，止乎礼”、“温柔敦厚”，至宋儒则将之表述为 “以礼节情”。总之，是提倡艺术作品情感表达的不温不火，反对滥情、煽情。但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受到两次严峻的挑战和冲击。一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冲击；一次是明末清初以李贽、汤显祖、金圣叹、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性情之发，无所不吐”的思想的挑战。

今天，借助大众媒体传播和影响的强大威力，娱乐几乎成了电视的代名词，风靡全国的一波又一波的娱乐节目不断强化着观众对于电视媒体的娱乐功能期待，从《快乐大本营》到《超级女声》，从《综艺大观》到《星光大道》，电视已经从演播室的娱乐发展到全民的狂欢。电视节目的观赏消费已经被全新的相关衍生产品消费所突破，“民选明星”与传统的官方塑造的明星分庭抗礼，其火爆程度甚至超过了传统权威明星。另外，管理政策上的制播分离突破了原有的电视生产模式，民营电视力量在被允许的娱乐节目领域率先竖起娱乐大旗，进一步强化了电视的娱乐功能，当娱乐成为一种时尚，当娱乐成为一种商业利器后，电视媒体便将这种模式膨胀、移植到其他电视产品中来，电视剧、栏目剧、新闻、体育、音乐一起娱乐起来。这种娱乐消费文化与市民社会的形成同思想领域里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相互建构，促成电视内容表达特别是娱乐节目的反对权威、消解正统观念，以及与形而上学的中心观、一元论、绝对化、稳定性和顺从性进行对抗。由于后现代主义具有上述反中心、反深度、反整体的特征，因而对于确立平等对话的原则，打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推进艺术民主化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