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Easton：另外一点就是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做。

    胡舒立：我觉得不能说中国的监管机构比美国的监管机构没有作为。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标准，而且因为我们的国情是不一样的。

    刘明康：我在美国的同事告诉我，现在日本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呢？如果泡沫破的话，就让它破好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们不鼓励有更多的风险，所以，我们很快地采取了措施。

    布里坦：现在好像有人不太愿意让它的泡沫进行破碎，因为破碎的话会对整个经济带来影响，我想对这种担心应该这样回答，我们可以拯救这些机构，保护那些跟这些机构做生意的人的利益。但是可能会给股东带来一些损失，大家妥协一下，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是可行的。第二种方式，不光是从银行家的角度，同时也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好像要找到一个办法比较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不可能的。通过现在发生的情况，要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通过了解这方面的风险，有些产品是不行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这是钟摆效应，有时候又摆回去了。在美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现在又出现了很多问题是要出台新的监管方式，所以我们不断地要创新，但是不要觉得现在出台的东西好像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Thomas Easton：其他的专家是否也可以接着讲几点呢？

    Damian Chunilol：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挽救这些机构的成本，比较一下，如果不拯救这些机构成本是怎么样。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这些机构正常的运作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的正常运作是非常关键的。

    Thomas Easton：下面我想把话筒交给听众，我们的各位观众，有没有人想驳斥这些银行家的说法？我们的听众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提问：我想问一下姜董事长和常董，请二位董事长介绍一下贵行的关于内部风险方面的情况。谢谢。

    姜建清：我们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将完成初级法的全部的要求，我们现在在非零售这一部分的内容已经按照高级法的标准在进行。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将要基本完成高级法的这部分内容。现在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对操作风险的计量办法。当然，我想今后几年，大概这些问题会逐步地改正。现在的比较大的挑战其实就是对于市场风险按照市价来进行估值的这部分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大的突破，应该是在尽快的时间内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解决。所以，我想中国金融业对于巴塞尔协定是非常认真地对待。

    Damian Chunilol：再谈谈刚才提到的透明度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模型，以及模型背后的假设，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所应用的规则，这是必须透明的。这是关于按市定价的方式，我们应该高度地透明。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个可能会导致非常高的波动幅度。根据我们现行的体制，比如我们的人寿、保险业务，我们需要在人寿保险当中进行预测。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每一个季度要进行报告。然后要去估计预期寿命，等等这些，它可能会导致已经高的波动的幅度。

    提问：我的问题是如果对于主要的金融机构的信心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到底是谁应该承担责任？是不是政府应该去救市，是不是政府应该去救那些出现大的问题的金融机构呢？一旦金融机构出现大规模问题的话，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布里坦：没有人可以保证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举个例子，比如UBS，我们能够看见的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注销。同时，我们会做相应的预测，做一些相应的拨备，但是如果是我们预测不到的或者预见不到的，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政府也无法保证银行一定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只能说，从事实的操作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预测可能会出现的风险，一旦银行出现大的系统性的风险，银行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毫无疑问的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对金融机构来说以及其他的机构来说应该承担一个监管的责任。但是也不能干预过多，如果政府干预过多的话，直接干预金融机构的运行的话，我们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会更高，所以政府有他自己的责任，不应该过多地干预金融机构的运行。

    姜建清：我想政府的责任在于加强用严格的金融监管来监管大型金融机构发生问题。这里面也包括国外很多国家实行的像存款保证金的制度，也是为了金融机构的破产、退出，实际上也是对客户的一种保证。按市场的原则，一个金融机构出问题是应该退出市场，以保证市场能更有效率。我们现在也看到，在国外有些地方，现在像这种金融业，有时候我们经常讲的大的公司好像不大容易政府经常出手，有的时候你看国外一些政府，它也是为了避免对金融市场过度的波动对经济的伤害，但是我想未来来说，还是应该通过严格的监管，真正金融机构出问题，政府还是应该让它退出市场。

    Thomas Easton：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现在已经向海外的公司开放了市场，而且逐步地在进一步地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以前只能参股25%，然后慢慢地增加到49%，市场在不断地开放，这种部分参股或者外资银行参股是不是有利于风险管理？

    布里坦：我可以讲投资以及外资的参股，可以从一定程度更好地控制风险，因为投资者他们会更加关心这个银行的风险问题，他们不仅仅是投资，他们还会来过问银行的具体的管理，无疑这是有利于进行银行的风险管理的，这还是有好处的。

    Thomas Easton：我们必须看我们的资产组合当中有哪些风险，你必须要有非常高度的透明架构，同时我们还需要有详细的对业务的理解。这对于一个少数股东来说他可能不了解这些内容，只有大股东才可能了解这些问题。

    姜建清：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公司的治理是非常重要的。公司的董事会对于风险管理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像工商银行，现在我们的外部的投资者占了7.4%的股份。在我们的董事会是有一位是来自于战略投资的董事，另外我们的各个独立董事是来自于各个方面的独立董事。他们在我们的风险治理当中占据什么作用，与过去有什么变化，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董事会的成员，他们的专业水平以及他们的经历更加地多元，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对风险会提出他们的意见，这一点我觉得在我们的董事会里面体现得非常清晰。经常会就某个风险，董事们或者独立董事们会从各个角度提出质疑，对这个问题的详尽了解，最后提出他们的看法。

    另外，我想在董事会层面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构成的董事和独立董事，他们的专业的素养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他们必须是对金融业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像我们的风险委员会的主席梁锦松先生，他是原来在香港当过财经司司长，长期在国外的银行：花旗、摩根、大通工作过，我很赞赏他的专业方面的素养，他经常在风险管理委员会上从各个角度提出风险。所以，我认为风险管理就在于有非常好的公司的治理。

    Thomas Easton：有位嘉宾讲到中国的经济问题，看看胡女士有没有最后的补充。

    胡舒立：我没有。谢谢大家！

    Thomas Easton：时间已经到了，除非大家还有别的问题。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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