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英国作家奥维尔就对未来充满忧虑。他在写于1948年的小说《1984》中预言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受制文化，我们将受制于痛苦，我们憎恨的东西将会毁掉我们。而稍早的同国作家赫胥黎也对未来充满隐忧，不过恰好相反——赫胥黎在写于1932年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认为，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我们由于享受将失去自由，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以上是美国文化学者波兹曼在其传世名作《娱乐至死》中开篇引用的两个预言。波兹曼相信，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波兹曼的论断是基于美国上世纪后期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现状而发的。反观国内的电视荧屏，近年也兴起了一股娱乐至上的浪潮，低俗化倾向也随之风生水起。具体表现主要有三：一是剧海泛滥。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当属历史戏说风和经典改编风，以“人性复归”之名消解崇高，借改编之机颠覆经典。值得欣慰的是，目前经典改编风和历史戏说风已在总局的禁令下，得到了有效遏制。表现之二是娱乐节目普遍化与庸俗化。各种综艺、益智、游戏、选秀、脱口秀、真人秀等娱乐节目充斥荧屏，其中不乏无聊的挑逗、庸俗的展示、肉麻的搞笑、低级的调侃乃至口无遮拦地谈性说爱；表现之三是新闻的娱乐化与庸俗化。主要在内容上偏向软新闻或尽力使硬性新闻软化，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片面追求新奇性和趣味性，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等。

关于荧屏的低俗化之风形成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有些不完全是电视媒体自身能左右的，如社会思潮的庸俗化、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新旧体制的转换等等；有些则存在于我们媒体自身之中。而对于后者，不少人又将之归结为都是收视率惹的祸。我们不否认唯收视率论的弊端，但也应看到收视率作为对频道节目考评的一个重要量化指标，在一个时期内也是不可替代的。一方面尽管收视率不等于影响力，但没有收视率的节目只能用“沙漠中的布道者”来形容；另一方面，国内电视媒体大多已经实行了自负盈亏的运营体系，我们常说电视媒体完成一个生产周期需要进行二次售卖，从第一次卖出节目到最终获得广告营收，其有效转化的中介就是收视资源。媒体要想扩大再生产，就要重视收视率，也就不能漠视观众的需求和消费，从而也有效促进了电视生产从“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的转变。因此我们以为，抵制低俗化之路，与其在收视率上纠缠不休，不如在突出差异、强化创新上努力作为更为切实可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内的低俗化很大程度上与高度同质化竞争不无关系。业界历来长于模仿，弱于创新。《超级女声》火了，平民选秀风潮漫卷了众多上星频道的周末档；《南京零距离》热了，民生新闻全面占据了诸多地面频道的黄金段。客观来说，平民选秀节目及民生新闻节目在节目形态上尤其优越之处，如其平民性、互动性、参与性等均高于其它节目。但业界不少克隆节目仅仅在形式上进行抄袭模仿，而未能得到其中的精髓。在频道资源高度饱和而节目资源有限、观众审美疲乏的困局下，不少迫于竞争压力，开始以出位审丑、降低格调来赚取眼球。而一旦这种低俗节目获得了暂时的竞争优势，那么“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沙姆法则就发挥了作用，诚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所言“新闻界有自己的格雷沙姆法则，在争夺读者（或观众）的竞争中，存在着让诽谤性丑闻和煽情的消息驱逐严肃新闻的倾向”。高度同质竞争的结果是劣质节目盛行，优质节目逐渐边缘消失，低俗之风大行其道。

对于因节目同质化竞争引起的低俗之风，除需各级管理层完善监管体系外，还要业界在节目创新、突出差异方面有所作为。下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广东电视台在节目打造上强化创新与差异、抵制低俗的一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