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本质（之六）

　　邓小平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5页）。近年来达赖集团四处奔走，叫嚷恢复西藏的“人权”，高谈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直面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历史，不难看出达赖集团要恢复的是谁的人权，打着“人权”旗号的实质就是要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恢复他们失去的昔日特权。对于广大农奴和奴隶来说，政教合一的制度是扼杀人权的野蛮制度，是被残酷压迫的黑暗制度。

　　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广大农奴受到无限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一部分农奴为了寻求出路和寄托，不得不到寺庙加入僧侣队伍。然而在寺庙里他们的地位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丝毫的改变，所不同的是变成了穿着袈裟的农奴，从事着寺庙里的各种劳役，被迫加上了旧西藏噶厦政府的强制的规定，如“家有三男，必有一人去支僧差”等，导致西藏僧尼成群的畸形社会现象。民主改革前，西藏约120万人口中就有僧尼1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0％。僧尼除宗教活动之外，根据宗教戒律的规定，既不从事生产活动，又不进行人口自身的生产，使奄奄一息的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经济不堪重负，人口难以增长，生产力退化。

　　不仅如此，三大领主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强行采取文化专制主义。凡与三大领主的利益或观念相违背的任何新思想、新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等，均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排斥。文化专制主义使三大领主的经济利益、政治统治得到强化，从而使奄奄一息的上层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延续至20世纪。然而它严重扼杀科学技术，使西藏社会在民主改革前仍然处在沿用吐蕃时期的手工工具从事生产劳动、生产效率低下的停滞状态；它严重扼杀理性精神，使西藏社会在民主改革前盛行愚昧与迷信；它扼杀文化的生命力，使文化事业陷入萎靡、凋零的境地。

　　文化专制主义拒绝西藏社会的任何进步，是奴役广大农奴和奴隶的精神枷锁。摧毁这一枷锁是西藏广大人民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事实证明，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是扼杀西藏广大人民群众人权的野蛮制度，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反动力量，埋葬这一反动、残酷、黑暗的社会制度是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对于达赖集团而言，是“美妙”、“快乐”之天堂，所以要极力呼吁恢复之。然而对百万农奴而言，封建农奴制度是他们经济上遭剥削，政治上遭压迫，精神上遭奴役之反动、黑暗、残酷、落后的人间地狱。正因如此，当历史之车轮进入20世纪50年代时，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不可阻挡的勇猛之势，彻底埋葬了比欧洲之中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选择了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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