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对“余隆”这个名字产生印象，是2002年9月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举行的万宝龙卓越艺术大奖颁奖晚会上。此奖是活跃于国际文化艺术领域的德国著名品牌万宝龙国际有限公司首次专为中国艺术家设立的，其宗旨在于表彰和嘉奖不同艺术领域杰出的中国艺术家，鼓励和弘扬超越艺术的追求卓越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从而为推动中国文化与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余隆是四名获奖艺术家中的一位，在万宝龙发布的新闻通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余隆不仅在指挥领域才华出众，而且发起了北京新年音乐会，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并参与创建了中国爱乐乐团，在提高国内古典音乐整体水平、促进国内外音乐交流方面贡献卓越。”

    于是，记者对余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事前记者便被告知，余隆因正率领中国爱乐乐团在日本演出，不能出席颁奖晚会，记者采访余隆的计划搁浅。

    然而，余隆的名字依然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上，由他担任指挥的2003年的北京新年音乐会因了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更是使余隆的名字家喻户晓。经过多方联系，不久，记者终于在余隆设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办公室里对他进行了专访。

 

引进新年音乐会

    话题就从2003年的北京新年音乐会开始。北京新年音乐会是由余隆1992年引进国内的，并担任了前三届的音乐指挥，此后，他“歇”了5届，直到中国爱乐乐团创立后至今的三届新年音乐会，他才重新拿起了奇妙的指挥棒，而1992年首次在北京音乐厅登台指挥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动情地说：“那是一个交响乐复苏的时代，通俗易懂的曲目和轻松愉快的演奏形式给人们带来了非同一般的节庆喜悦。也正是有了这个成功的开端，第二年的北京一下子出现了18台新年音乐会，成为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新年娱乐形式。”

    最初，北京新年音乐会是模仿了历史悠久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世界上很多城市特别是在欧美都有自己的新年音乐会，他们的市民也都以该音乐会的特色作为城市新年文化的骄傲象征。对于中国人的新年音乐会，余隆觉得，“它既不是作品的推出，也不是乐团或者音乐家技艺的展示，新年音乐会要的就是用特色鲜明的中国作品形成自己的传统和特色，而演出中的意外惊喜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说起来，新年音乐会的演出形式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下引进国内的。1992年，余隆刚刚在欧洲任音乐指挥，有一次回国在中央歌剧院观看音乐会，忽然觉得新年音乐会的模式不错，应该引进中国，于是就做了。余隆对记者说：“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是非常复杂的，有很多事情又是非常简单的。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很偶然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道理能讲清楚。譬如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诞生，当时就是觉得应该做个音乐节，就做了。”这些事情，为什么余隆一做就变得简单了呢？余隆只说了四句话：“我比较执著，我比较认真，我比较注重细节，我比较追求结果。”还有一点就是，办事时心里只想着办事，没有那么多罗里巴嗦的事情，困难肯定有，但没有必要把它夸大。

    “2003年的新年音乐会共获得票房收入120多万元，这是非常可观的。新年音乐会的票房一直是不错的，只是没有今年的这么高，说明高雅音乐有其固定的市场。”余隆说。

 

世界发现了中国爱乐

    目前，北京的新年音乐会是以中国爱乐乐团为主体演出的，而中国爱乐乐团是在2000年5月25日才由余隆参与创建成立的，取得如此佳绩实属不易。

    2002年6月12日，艺术总监余隆率领中国爱乐乐团参加了在波多黎各圣胡安举办的卡萨尔斯国际音乐节。6月12日的首场演出由余隆担任指挥，一曲瓦格纳的《汤豪塞》序曲让当地观众为之一震，领略到了中国爱乐乐团的演奏实力。第二场演出则由中国爱乐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著名作曲家克里斯托夫·潘德列茨基担任，演奏的《大地之歌》更是中国爱乐乐团用中国方式诠释马勒这部关于中国唐诗的“译著”，中国山水画式的大写意演绎，使当地观众感到万分神奇。演出结束后，波多黎各音乐学院院长贝尔纳德激动地说：“在世界优秀乐团行列中，我们有了一个新发现，那就是中国爱乐乐团。”随后，中国爱乐乐团移师美国圣何塞和洛杉矶举行音乐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演出的成功，直接导致了2002年末中国爱乐乐团与美国哥伦比亚演出公司签订海外演出代理合约，由该公司负责安排乐团世界巡演。美国哥伦比亚演出公司是世界著名的音乐演出经纪公司，经其代理演出合约的都是世界一流交响乐团，不仅获得巨大的社会效应，而且还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效应。至此，中国爱乐乐团迈出了进入国际主流演出市场的步伐。中国交响乐整体水准的提高告诉世界，中国乐派已经成为世界音乐中不可小视的力量。

    在美国著名演出商哥伦比亚演出公司的2003—2004代理乐团和艺术家的花名册上，中国爱乐乐团的名字与当今世界最著名的乐团同时名列其中，这是中国爱乐乐团刚刚赢得哥伦比亚演出公司为其代理海外演出合同后记者所见到的第一个成果，在这份完全按照英文字母排列的名单上，在字母“C”的类目下，中国爱乐乐团的英文名字赫然在目，而在它前后不远的地方，柏林爱乐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等众多世界级交响乐团都被列入其中。近两年海外音乐界流传着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名叫《谁谋杀了古典音乐？》，其中以犀利的笔法写出哥伦比亚公司主席威尔弗德为世界著名乐团代理演出经纪的经历，他是第一个让古典音乐走市场道路的“鼻祖”，书中认为他现在成了“谋杀古典音乐的凶手之一”。而中国爱乐乐团也终于有幸被威尔弗德“谋杀”了。

　　哥伦比亚演出公司即将运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中国爱乐乐团安排2004年的世界巡演。余隆说：“过去我们国内乐团总是向往在金色大厅或柏林爱乐大厅等演出，岂不知，那些音乐厅只要给钱而且那个地方有空儿就可以在那里演，根本不需要什么‘质量验证’，而哥伦比亚演出公司不是这样，它们的合同不是钱能买到的，它们对乐团质量有着很高的要求，代理的乐团都是世界级的。拿到这个公司的合同，说明中国交响乐完全有能力和实力进入主流音乐市场，与著名乐团比肩。”

    记者拿到一本中国爱乐乐团编辑的《音乐季指南》的小册子，其第二个音乐季（2002年8月—2003年7月）已经排满了，2003年的新年音乐会之后的半年时间里，计划内的演出就有17场之多。

 

被“逼”出的指挥家

    余隆曾多次被中央电视台的各个栏目所采访，他上过“东方之子”，上过“文化视点”，上过“谈话”，但当记者采访他时，他却说：“我身上可写的点很少，生活很平淡，没有戏剧性的东西。有些人之所以认为我可写，不过是别人认为几件大的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

    当记者提出他在28岁是创办了北京新年音乐会时，余隆反问道：“是28岁吗？”他望着天花板想了想，才连声说对。搞音乐的人非常多，搞高雅音乐或说严肃音乐的人都不少，为什么这些世情偏偏是他创办或参与创办的呢？对此，不等记者话音落下，余隆就不假思索地说：“因为我的性格不安分，老想做些别人不做的事情。”

    当记者说他在经营管理上也非常出色时，他说：“在经营管理上也非常出色我不敢苟同，我只有一套严谨的做人准则而已，对于所有的事情，我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我反对那种只注重过程而不注重结果的行为，因为结果是一切伟大事业所追求的目标，而是个结果又源自于对一切细节的关注。不关注细节的人是很难追求到结果的。”这与许多人奉行的原则大相径庭。

    余隆出生于音乐世家，祖籍湖北大冶，外祖父是著名作曲家丁善德，父亲和母亲也都是文化工作者，父亲原来是舞蹈导演，母亲是弹钢琴的。出生后，他被带到了上海，他小的时候各方面都不出色，没有显示出音乐才华，更没有特别大的理想和追求，因为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使有，也没法表现出来，小学就那样混混沌沌地过去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之所以学习音乐，是受家里人“逼迫”的，而这样一“逼”，竟逼出一个出色的世界级音乐指挥家！

    余隆没有从附小到附中再到大学的系统的音乐学习过程，即使上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高中还是插班进去的。1984年他20岁时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系统学习指挥专业，师从音乐教育家黄晓同教授。出人意料的是，不及大学毕业，1987年余隆就从大三退学了，直接去了德国，就读于柏林高等艺术大学，直接去了德国，就读于柏林高等艺术大学。

    去德国之前，他不会德语，从头开始学习德语，一年时间就没有语言障碍了，用他的话说，是“学生嘛，混混就混过去了”。他住的是学生宿舍，宿舍里就一个人，所以有时非常孤独、寂寞，非常思念国内的亲人，却又不能经常回国，惟一能做的就是偶尔给家里通个电话，只这一点就令他感到特别欣慰了。

    因为在德国的生活时间很长，余隆变得更理性、更务实。关于这一点，他归功于在德国的学习，比如，他对初次见面的记者说：“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被采访者，也不是很好的故事描绘者。很多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我不会描绘，说的也少，反而是熟悉我的人说的多。”还有就是，他对中外不同的教育方法感触颇深：“西方的方式是你自己探索多一些，老师点一点，剩下的你自己做。中国老师是手把手地教，盯着你。”幸运的是，余隆在黄晓同教授“把”到不用再“把”、已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时，遇到了严格而慈祥的60多岁的鲁宾斯坦教授，在谈到两位恩师时，他言语之中流露出浓酽的感激之情，这也导致了去年他到中央音乐学院兼课的举动，他用的就是中西方教育融合的教育方式，从中，他也体会到了当老师的辛苦。

    1992年毕业，余隆自柏林高等艺术大学毕业后，在欧洲任了6年的“流动”音乐指挥。期间，他于1993年结婚，夫人是他在国内认识的，后来陪他在国外呆了很久，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1998年，余隆一回国便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担任艺术总监，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艺术才华使北京国际音乐节成为目前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具影响的音乐盛会之一；由他指挥演出的《中国唐宋诗篇音乐朗诵会》和《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纪念音乐会》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2002年底，宋祖英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也是余隆担任的指挥，要知道，宋祖英可是中国乃至亚洲在悉尼歌剧院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的第一人，而由余隆指挥棒调遣的则是悉尼歌剧院交响乐团。

 

寻求高雅与大众的结合点

    “广大读者应该了解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搞清楚产业和事业的关系。包括交响乐在内的高雅艺术文化是永恒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没有文化，作为人，将会枯竭的。光有钱而没有文化是很可悲的。”余隆激动地说。

    余隆的另一番话则颇耐人寻味，他说，当前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文化和产业联结在一起。文化更多的是一项事业，娱乐可以是个产业。比如乐团，资金不可能只来源于国家，全世界很多乐团在资金上除了寻求政府支持之外，能够有其他的解决方式，不过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方式。

    他说从来不反对流行音乐，“我是高雅音乐从业者中惟一不反对流行音乐的人，像毛阿敏等许多流行音乐的歌手都曾登上过他任指挥的音乐舞台。”他认为，只要是有人喜欢的事物就有生存力，但不代表世界上只存在这一种方式。他对有些媒体不正确的导向颇有微词：“我们的媒体导向是有偏差的，大肆渲染一些不好的东西。不亚于毒品的危害，年轻人喜欢的不一定就好，有的年轻人就喜欢酗酒和摇头丸，但酗酒和摇头丸并不好。所以，怎样平衡好经济与文化导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传媒重在‘引导’，而非‘迎合’。”

    具体到中国，从目前的业务状况来看，中国爱乐乐团算是最好的高雅艺术团体之一，其演出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包括今年的新年音乐会的120多万元票房收入。“这是很成功的范例，我做新年音乐会这么长时间以来，只有中国爱乐乐团才这么成功。”余隆不无自豪地说，脸上满是童稚与阳光。

    而中国爱乐乐团的成功，除了演奏世界音乐大师的作品如《茶花女》、《罗米欧与朱丽叶》等外，更多的是依赖对中国优秀音乐作品的推介，如《二泉映月》等，用余龙的话说，“它既不是作品的推出，也不是乐团或者音乐家技艺的展示，新年音乐会要的就是用特色鲜明的中国作品形成自己的传统和特色，而演出中的意外惊喜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说来颇有意思的是，2003年1月1日晚，记者应邀参加了一家著名房地产公司举办的“蓝色多瑙河音乐晚会”，单子的演出单位名目下，赫然印着中国爱乐乐团、北京歌剧舞剧院以及法兰西民族艺术表演团等中外著名音乐团体，可是，晚会自始至终也不见那些音乐团体的影子，记者这才知道，举办方打着那些音乐团体旗号的目的只是为了笼络客户，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雅音乐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欣赏，高雅音乐市场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无论是事业还是产业，包括交响乐在内的高雅艺术正在走向市场当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进一步提高，这个市场将会越来越大。这除了高雅艺术本身的魅力外，与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亦不无关系，例如，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就直播了2003年新年音乐会的第一场演出。然而，类似新年音乐会形式的高雅艺术演出的票价一般都较高，如新年音乐会的最高票价达到800元，一般的交响音乐会的票价也高达300元，非一般观众所能接受。眼下的问题是，如何在高雅艺术与大众之间寻求一个更好的平衡点与结合点才是最为关键的。

 

    余隆是一个感性而率真的人，当记者说记者是学建筑出身的时，他显得很兴奋，因为他觉得建筑是集灵感、艺术、工程于一体的事业，太值得为它付出了，他还准备让他的6岁的女儿将来学习建筑，而他十分钟前还说绝不限制女儿的兴趣，要让女儿自由发挥，希望她有个快乐的童年。

    每当说到激动的时候，余隆都会哈哈大笑，然后像老朋友一样拍拍记者搁在桌子上的胳膊，记者常常会被他的热情所感染，与他一同沉浸于他的美妙的音乐世界里。采访结束后，他真诚地说：“来吧，我们合个影。”恍惚间，记者竟产生了一个幻觉，他伸出的胳膊仿佛不再是胳膊，而是一支神奇的指挥棒，一颗颗五彩缤纷的音符的精灵跳跃其上……

 

 （作者 林平）

 

 

责编：雍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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